“五四”这个概念是非常含糊的，准确的说，应该是指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 次学生爱国运动。但是，我们今天在讲“五四”的精神，不仅仅局限在这个爱国运动上 ，我们往往把它衍生到从1915年开始的整个知识界的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它是以 文学领域的语言革命和形式革命为契机而深入展开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大的新文学思 潮。
现代知识分子是由原来的士大夫阶级转化而来的，士大夫阶级的基本价值是在庙堂上 ，那个时代的读书人通过对朝廷效忠来发挥他的能力。所以，传统士大夫阶级价值取向 非常狭小，官做得越大，就越可能为国家做出大的贡献。所谓“学而优则仕”就体现了 这种传统。
到了20世纪，通过科举进入庙堂的传统仕途被中断，取而代之的是学校，是现代大学 。科举制度跟我们今天的高考制度有本质上的不同，它是为朝廷培养人才的，它通过科 举制度一级级地考，最后由皇帝来钦定你做什么官。古代读书人如果一辈子做不了官， 就什么都没有了。到了现代社会，这样一个机制就中断了，并转化为今天的现代教育。 现代教育中没有一个制度是可以推荐博士生毕业去当局长、硕士生毕业去当处长，因为 国家干部培养是通过另外的渠道。现代学校的功能是为社会培养人才。
所以，一个合理 的教育制度，跟社会人才机制是吻合的。过去为什么师范那么发达?就是因为国家需要 普及教育，需要大量的师范生；现在为什么金融、计算机专业比较热门?是因为社会需 要这方面的人才。现代教育机制是根据社会需要的变化来设置教育规模和结构。这样一 种现代教育机制，导致人才为社会服务。这就是我经常强调的“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 。
我们今天的读书是为了在社会上求职，为了在社会上求得一个岗位。在这个前提下， 比如，学生毕业以后进入到某国家机关里去当公务员，那也是作为一个岗位，而不是一 个官的概念。而社会有无数的工作岗位，并根据各种专门技术分出范围，如医生的岗位 ，教师的岗位，传媒的岗位，技术人员的岗位，做生意的也有商业的岗位等等，学校需 要根据不同的专业设置来与社会人才需求发生直接的供求关系。
那么，当职业精神非常清楚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力量、知识分子的精神体现在哪里? 古代读书人有一个基本的发展思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由下而上的理想 。意思是说，读书人首先把自己管好，修身养性；把自己的家治理好，过去的家一般是 指大家族；再上去就是要把国家治理好；国家治理好了以后，我们就能平天下。这个“ 天下”有点像今天常说的“当今世界”的概念。所以当时知识分子的理想和他的活动空 间是非常清楚的。比如曾国藩，他先是修身养性；然后进一步是治家，他练的湘兵都是 当地的家乡子弟兵；后来太平天国起义势如破竹，他就带领子弟兵为国家打仗，那就是 民间起兵治国。到晚年了，曾国藩掌握了清政府的重要权力的时候，他却更加关注文化 ，中兴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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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徐光启翻译《几何原理》并没有译完，他就组织人重新引进西方的《 几何原理》，企图重新推动中西文化交流，那就是我们说的“平天下”。曾国藩是中国 封建士大夫理想的最后集大成者。他以后整个世界的局势都变了。现在的知识分子，不 可能再做这样整体性的工作。于是就转换为直接为社会服务，拿自己的知识、文化、道 德修养来为社会服务，做任何一个工作，都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都有荣誉感与价值体 现。原来知识分子是人上人，现在就变成一个很平凡的社会成员。
但是，在这个转换过 程中，治国平天下作为一个读书人的愿望，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没有消失，也不会消失 。这是一个潜意识的积淀。中国几千年来知识分子就是在这样的传统中发展过来的，到 今天，这样一种精神还是存在的。
另外，就是近代西方社会传过来的“现代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现代知识分子首先要 有一个社会的民间岗位，这是一个前提，知识分子首先是有他自己的专门知识或者技术 。有些人也关心国家大事，像出租车司机，他也会骂街，骂领导，骂警察，但是这不叫 知识分子，只是一般老百姓发发牢骚。其次，光有这个岗位还不够，他还具有一种超越 了职业岗位的情怀，对社会、对人类发展的未来有所关怀。这是比较抽象的，但又是一 种很本质的东西。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看到社会上很多现象，不会就事论事地来讨论 ，而是上升到一个很高的角度：我们中国的前途怎么样，中国的未来会怎么样，中国和 世界的潮流怎么样，等等。
他要透视日常生活的问题来考虑我们国家的未来，考虑世界 的未来。这样一种关怀在过去是通过很壮烈的行为来体现的，比如像俄罗斯的民粹派、 法国的启蒙主义知识分子，通过宣传、坐牢、革命甚至恐怖行为来达到他对社会的关怀 。这样一个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但这样一种精神还体现在我们现代知识分子身上。
这样一种俄罗斯式的、对人类社会有终极关怀的精神，加上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治国平 天下的理想，两者结合起来，就构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特有的精神状态。这两种传统是 有矛盾的。知识分子有一种独立的精神，他通过自己的职业尊严和知识尊严，可以不依 靠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像陈寅恪先生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而士大夫的治国平天下是通过最高政权，通过皇权、忠于朝廷而达到权力，达到治理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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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之间相互有矛盾，但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却是紧密结合的。中国知识分子 总是很自觉地把自己价值的实现与国家政治力量结合起来。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都摆脱不了参与新的国家建设的热情，现代中国的几次政权变 更新旧交替，都不缺乏大量的知识分子的支持与参与。
最典型的如熊十力先生。这是个高蹈的哲学家，向来是做隐士的，他一直在研究中国 哲学。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董必武把他请去(熊十力是湖北人，和董必武是 同乡)，他在北京给毛泽东和中央政府写了一封信，建议设立中国哲学研究所，培养研 究生研讨国学，同时恢复三家民间书院：南京内学院，由吕徵主其事；浙江智林图书馆 ，由马一浮主其事；勉仁书院，由梁漱溟主持。
这封信就是向最高领袖献计献策的。后 来他又发表《论六经》，论证了《周礼》、《春秋》等经书里有社会主义思想，证明我 们中国古代就有社会主义思想，甚至他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说：予确信全世界反帝成功 后，孔子六经之道当为尔时人类所急切需要，吾愿政府注意培养种子。他的意思是我们 要继承传统，要把中国古代学问作为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这样可以国泰民安。这个思 路很有意思，也非常陈旧，毛泽东当然不会采用。
但这说明像熊十力这么一个老知识分 子，一旦到他认为自己可以发挥作用的时候，就变成治国平天下的人，认为按照他这个 思路可以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他绝对不是反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反社会主义 ，而是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学问用在国策的确立上，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其实不仅是熊十 力先生，还有梁漱溟、冯友兰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当中的精英，都是在专业学术上达到 最高层次的人，在这样一批知识分子身上仍然综合了士大夫和现代知识分子两种成分。 这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价值取向上是很典型的。
当现代社会发生转型，传统士大夫的经国济世的抱负无以施展、然而又不仅仅满足于 自己的民间岗位的时候，知识分子必然要在这中间开辟一个渠道，让他们能发挥对社会 对国家的责任与热情。这样一种发挥热情的价值取向，我把它称为“广场”。“广场” 是个空间的象征，传统庙堂的对象是国君或者说统治者，那么，现代“广场”的对象是 什么呢?当然是民众。“广场”里熙熙攘攘的都是老百姓。然后，“广场”需要英雄， 需要能人，需要知识分子来告诉老百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中国的出路。这样一个过 程就是“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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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与庙堂在价值取向上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 有成就的理论家冯雪峰曾有一个说法：知识分子实际上像一个门神。门神是贴在大门上 的，门开了他是站在庙堂的门口；门关了他就面对民众，成了民众的导师。这个比喻非 常有意思。门神是贴在门上的，如果庙堂接纳他，他就在为国家服务的行列里；如果庙 堂不需要他，门关掉了，他在门外面倒变成导师了。这当然是一个自嘲，但用来理解20 世纪初士大夫阶级到知识分子形成的过程很深刻。我觉得中国士大夫阶级在转型为现代 知识分子的初期阶段，通常就扮演了这种双重的角色。
中国20世纪文化跟中国古代文化的最大区别，就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中国古代社会 和古代文化是在一个自成一体的封闭体系里运作的，士大夫的道统、学统、政统是完全 融合一体的，是非常和谐的。可是到了现代社会，由于西方的介入，这样一个自成一体 的东方社会运作机制被打破。
知识分子从这个打破的裂缝里面走出去了，学到了西方的 一套所谓现代化的东西，就是说，中国要向世界学习，要跟世界同步发展，也就意味着 必须要向西方学习，吸收甚至模仿他们的东西才行。
在这样一个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原来治国平天下的“道”被淘汰了，再去讲什么君君 臣臣，跟这个现代化毫无关系。中国那么大，没有了原来的道统，中国人又没有恒定的 宗教传统，不像西方，社会虽然变来变去，但上帝是不变的。中国原来讲究天不变道也 不变，现在是明明白白地变天了，再去拿什么东西作为民族凝聚力，使这个国家能够重 新凝聚起来?这个问题一百年来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所思考的。我们变来变去，好多次 了，拿来的都是各种各样西方的学术思想和社会实践，除了新儒家企图重返儒家传统以 外，一般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没有人谈了，日本的“脱亚入欧”获得成功就是一 个极端的例子。